“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是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新模式，旨在通过“头部企业+高水平学校+权威行业组织”组成的“三组长制”构建多元主体深度协同的治理中枢，推动专业、课程、教材、教师、实习实训等教学关键要素系统联动，实现从产业标准到教育标准的全链条转化，形成主体共治、要素联动、标准贯通的开放性育人生态系统，达成高技能人才的规模化、高质量、精准化供给。

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模式的诞生并非偶然，而是国家发展战略、产业演进逻辑与教育自身变革三重维度深度耦合的必然结果。具体而言，其发展动因体现在理论自觉、现实驱动与模式演进三个相互关联的层面，既是教育强国战略下职业教育进行系统创新改革的理论自觉，又是对现代化产业体系集群化发展的现实回应，还是职业教育在产教融合实践中经验深化的自然演进。三者相互关联、互为支撑，共同构成了理解这一创新范式的时代坐标。

一、理论自觉：教育强国战略下系统改革的方法论指引

系统观念作为兼具认识论与方法论属性的哲学思维，其核心要义在于把握事物的整体性、关联性与动态平衡。应用于教育领域，意味着将教育改革视作一项“社会系统工程”，从教育与经济、社会、产业的交互作用中把握教育发展逻辑。对于兼具教育属性与经济功能的高技能人才培养而言，系统观念的方法论价值集中体现在三个层面。

其一，整体性思维厘清了人才培养的系统边界。传统模式将教育系统边界等同于人才培养的效能边界，院校作为单一育人主体，与产业、社会形成制度性区隔。基于系统观念，人才培养的效能边界应覆盖人才形成的全部关键要素及其互动关系，这意味着职业教育应把人才成长所涉各要素的交互界面作为逻辑起点。

其二，关联性思维揭示了人才培养的效能来源。系统观念强调，整体功能取决于要素间的结构关系与协同机制，而非部分功能的简单叠加。“系统性跃升”要求职业教育改革跳出局部修补的路径依赖，通过机制设计实现多元主体协同发力。就高技能人才培养而言，其整体效能取决于教学关键要素能否深度耦合，现实困境的根源在于要素间的壁垒与协同失灵。

其三，动态性思维阐明了人才培养的演化机制。高技能人才培养体系是与外部环境持续交互的开放有机体，需通过动态调适维持适应性。产业发展与技术迭代持续加速，决定了人才培养体系应向“生态化”演进。传统教学内容滞后于产业需求，根源在于系统封闭导致的反馈中断与调适失灵。

当系统观念与职业教育改革实践深度融合，一种超越传统点状、线性模式的培养理念应运而生。这种理念以多元主体协同、异质要素集聚、培养标准集成为核心，可体现为“集群化”思维。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并非对既有经验的简单归纳，而是遵循系统论逻辑，强调将人才培养视为由主体、要素、标准等子系统构成的复杂开放系统，通过优化子系统互动关系实现整体效能提升。概言之，集群培养模式的生成是职业教育领域自觉运用系统观念、主动响应教育强国战略的理论自觉，是系统方法论在高技能人才培养领域的具体化呈现。

二、现实驱动：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集群化人才适配诉求

随着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以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为方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成为核心任务，其鲜明特征是产业集群化发展。我国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材料等六大行业已布局80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集群内企业通过技术协作与供应链协同，形成紧密联动的产业生态。这一变革深刻重塑了高技能人才的需求逻辑。

其一，大规模生产组织倒逼人才供给规模化。成熟产业集群的用工需求具有集中爆发性。以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为例，整车厂落户带动配套企业投产，短期内会形成覆盖冲压、焊接、电控检测等多工种的海量岗位缺口，亟须梯队化人才支撑。传统“一企一校”点对点合作模式供给量有限，难以满足产业的批量需求。企业跨区域揽才既推高用工成本，又无法保障人才质量稳定。

其二，协同创新生态倒逼人才能力复合化。产业集群内的技术问题具有跨企业、跨领域的属性。以智能制造领域为例，一线工人既需掌握数控操作技能，又要能够理解上游设计院所的技术图纸要求，并与下游装配车间沟通调整工艺参数，从被动执行者转变为参与工艺优化、协同问题解决的能动者。但传统培养模式以简化的教学任务为主，学生缺乏真实生产场景历练，毕业后难以快速融入集群协作网络。

其三，技术快速迭代倒逼培养体系动态化。产业集群是技术创新策源地，工艺、标准与设备的更新速度远超传统工业时代。例如，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芯片制程与封装技术持续迭代，对技能人才的能力结构提出全新要求。然而，职业院校课程与教材更新滞后于技术周期，与企业生产存在明显“代差”，企业需投入大量资源开展二次培训，既增加成本，也延长人才成才周期。

三重困境指向同一个核心问题：产业组织形态从分散走向集群，生产逻辑从标准化走向网络化，传统以院校为单一中心的人才培养体系已难以有效适配。产业集群对人才批量化、复合化、动态化的需求，正倒逼人才培养模式突破“点状合作”，探索能够与集群生态深度嵌合的新范式。这是职业教育应对产业发展压力的必然选择，也是职业教育通过提升劳动者素质优化区域人力资本结构、带动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让高水平产教融合成为培育区域经济新动能、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增长极”的重要举措。

三、模式演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人才培养的经验深化

我国职业教育体系与高技能人才培养的长期探索为集群培养模式生成奠定了实践基础。从发展逻辑来看，产教融合组织形态呈现从简单到复杂、从松散到紧密的演进趋势，可大致归纳为三种“理想类型”，分别是校企单项合作的“点状”联结、集团化办学与产业学院代表的“线状”协同、市域产教联合体与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作为载体的“网状”生态。这三个类型之间并无严格的时间递进或相互替代关系，而是在政策与实践探索中逐步向更具系统性、整合力的“网状”生态迈进。

从具体实践来看，早期的校企合作、订单培养实现了校企间的单项链接，属于解决具体人才需求的“点状”尝试。后续集团化办学、产业学院与产教融合型企业建设，以契约方式联结多方利益主体，形成了围绕特定专业或领域的“线状”协同体。近年来，在国家政策推动下，市域产教联合体与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等新型载体蓬勃发展，标志着改革进入区域或行业层面系统统筹、追求资源共享与生态构建的“网状”新阶段。这类实践初步具备集群培养雏形，能够在更大范围内汇聚政府、产业、教育和科技资源，搭建区域性、行业性的人才培养与技术创新平台。

与此同时，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理念持续迭代深化。从订单班的岗位定向输送，到现代学徒制的校企双主体、工学交替育人机制，再到产教融合育人理念下课程、师资、场景的全面融合，其核心逻辑是实现人才培养从学校主导向校企协同、从理论主导向实践主导的转变。这一过程积累了关于双主体育人、工作过程系统化课程开发、校企互聘师资等方面的经验，并逐步凝聚成一个共识：高技能的形成离不开全过程、全要素的产教深度融合，需遵循技术技能形成规律，实现不同类型的知识相互融合、技术技能的跨界积累与创新。

既有探索虽成效显著，但也逐渐暴露出深层次的共性问题。具体而言，治理上多靠倡导与行政推动，治理结构松散、权责利不清，缺乏长效稳定的制度性合作纽带；资源整合流于表面，未形成共建共享、利益捆绑的发展共同体；人才培养标准与产业技术标准对接不深，存在“两张皮”现象。这迫切呼唤更具整合力与内生性的培养新范式。
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正是对上述历史经验与深层困境的自觉回应。它并非另起炉灶，而是在既有实践基础上的模式升华与系统集成。与既有范式相比，其核心突破体现在三个方面：在治理层面，从多元主体简单联合升级为治理逻辑深度耦合下的共生；在资源层面，从办学要素单纯集聚升级为要素功能互补的联动；在质量层面，从产教标准浅层对接升级为标准体系深度融合于一体。这三个层面的跃升，对应着集群培养在主体、要素、标准三个维度的本质特征，也构成了系统解析其核心特征的基本框架。（节选自《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26年第5期）
  初审：陈淑琴
  复审：管晓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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